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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布時間:2016-12-22 09:45: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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適應引領新常態,改革創新創未來
——在第十屆中國中小企業節開幕大會上的演講
中國中小企業協會會長 李子彬
(2016年12月21日)

     一、改革開放以后,中國宏觀經濟的三個階段

   (一)第一個階段,需求膨脹,供給不足  
 

    從1978—1998年上半年,除了個別年份,如1989年、1990年,絕大部分時間里,中國經濟失衡的特點是需求膨脹,供給不足。改革開放以來,中國發生的三次大的通脹或者搶購潮,都是發生在1998年之前。
 

    第一次通脹發生在1985年,通脹率達到9.3%。八十年代初,改革主要在農村,重點實施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。1984年秋天,十二屆三中全會決定之后,經濟體制改革的重點由農村轉移到了城市。其中,改革價格體制解決各種比價不合理是重要任務之一。城鎮居民擔心物價上漲,發生了搶購潮。但是,當時居民的購買力有限,而供給又不斷改善,物價總水平上漲的勢頭就緩和下來。
 

    第二次通脹發生在1988年。1988年5月,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會議,做出了價格闖關的重要部署,當時的指導思想是“長痛不如短痛”。商品價格的放開,加劇了居民的不確定性心理預期,老百姓搶購,這次的通脹率達到18.8%。黨中央、國務院宣布停止“闖關”,決定對經濟實行全面治理整頓,通貨膨脹慢慢地得以緩解。
 

    第三次通脹發生在1994年,通脹率最高達到24.1%。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談話之后,全國加快經濟發展的熱情高漲。1993年11月14日,召開中共中央十四屆三中全會,通過了《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》,繼續推動經濟高速增長。在一系列利好消息的推動下,在全國形成了一個加快發展的投資熱潮。1993年上半年,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長63%,這種需求傳導到物價上,1994年的物價上升的幅度更大,通脹率達到24.1%。國務院出臺“國十六條”,緊急降溫。包括提高存款、貸款利率;全面削減基本建設投資;重新審查各地方政府批準的經濟開發區;整頓海南、廣西北海房地產投資熱。這些措施呈現出行政主導、積極干預的明快特點,并迅速取得成效。
 

    這三次大的通貨膨脹都發生在1998年上半年以前。盡管原因各不相同,但是供需失衡的情況是類似的。在這個時期,中國宏觀經濟政策是財政貨幣政策緊縮,防止出現惡性通脹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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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 (二)第二個階段是需求疲軟,產能過剩
   
    從1998年下半年到2011年。1997—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,約1500萬國企職工下崗,大批鄉鎮企業倒閉,產能過剩主要集中在輕工業消費品。2007—2008年發生國際金融危機,國際貿易大幅下降。國內經濟結構失衡更加突出,新一輪產能過剩更加嚴重。

 

   (三)第三個階段,2012年以來的現階段
 

    2012年以后,城市空間規模擴張的速度降低,汽車進入家庭的速度也在下降,加上房地產泡沫等因素,導致鋼材、水泥、石化、建材、家電、家紡等產品的需求量大幅下降。工業增長速度由2007年高峰時的14.9%,下降到2015年的6%左右。國民經濟發展既面臨經濟下行的威脅,又有潛在的通脹壓力。各種生產要素成本都在大幅度上升,貨幣供應量持續增大。中國經濟發展的結構性、周期性問題同時凸顯,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。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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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二、過去的二十年里,我國成功應對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兩次嚴重沖擊
   
    為了應對危機,我國采取了“擴內需、穩增長、惠民生、促改革”的措施,成功應對了兩次危機的沖擊,保持了經濟社會的平穩發展。兩次應對危機,既有經驗,也有教訓,這些都是我國在改革開放中積累的寶貴財富。對經濟新常態下全面深化改革,完善宏觀調控,推動經濟結構轉型升級,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。

   (一)中國政府成功應對亞洲金融危機,逆流而上,一舉取代日本,成為亞洲經濟增長的火車頭
   
    1991年底,63歲的朱镕基被鄧小平從上海市委書記任上抽調入京,擔任副總理,主管經濟工作。上任之初,以霹靂手段整頓經濟秩序,親自兼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,嚴厲打擊民間以極高利息攬存資金的違法行為,將沈太福集資案中的沈太福處以極刑。采用銀行注資周轉和政府直接干預的措施,整治國有企業之間的三角債。1992年小平同志“南巡”之后,全國加快發展的熱情高漲,中國經濟出現過熱。1993年上半年,固定資產投資增長63%,生產資料價格指數增長44.7%,1994年物價上漲達到24.1%,國務院出臺“國十六條”緊急降溫,以果斷明快的手段,迅速取得了成效。1995年9月28日,中共十四屆五中全會通過了《“九五計劃”和2010年遠景目標》,提出了國有企業改革新思路——“抓大放小”和“三年脫困”,解放了部分被束縛的生產力。1998年之后國有資本布局做出大規模調整和重組,從紡織、家電、食品等一百多個領域次第退出,轉而在能源、礦產、重化工等領域形成了主導和壟斷地位。所有這些措施使得我國經濟秩序大大好轉。1991—1997年,國內生產總值從2.19萬億元增加至7.97萬億元,財政收入從3149億元增至8651億元,國家外匯儲備從217億美元增加至1340億美元,這一切為中國成功應對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,打下了較好的基礎。
   
    1997年夏季開始,美國的對沖基金狙擊亞洲各國貨幣,引爆“東亞金融危機”。金融風暴肆虐周邊各國(泰國、馬來西亞、菲律賓、印尼、韓國、香港、新加坡),自然也影響中國,股市陷入低迷,消費市場一派蕭條。1997年中期,全國工業品庫存總值超過3萬億元,出現了“結構性過剩”。95%的工業品供大于求,國有企業職工下崗人數達到1275萬人。1998年6月長江流域遭受百年一遇的大洪水。在金融危機和天災的雙重打擊下,中國出現自1988年之后的又一次大蕭條,中央政府果斷出臺三大經濟政策。
   
    1.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,從1998—2001年,中央發行長期建設國債5100億元,各大國有商業銀行發放同等額度的“配套資金”。主要投資于基礎設施建設,如高速公路、發電、大型水利工程等。實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,中央銀行5次降低存款準備金率,增加貨幣供應量,先后7次降低存款、貸款利率。
   
    2.開放外貿的進出口自主權,允許民營企業自營出口,大大刺激了外貿積極性。價廉物美的中國商品開始遠征全球,從而催生了“中國制造”的繁榮景象。
   
    3.刺激內需。銀行推出“消費貸款”,鼓勵居民購房買車。1998年7月,國務院做出重大決定,黨政機關一律停止實行了四十多年的住房實物分配的做法,推行住房分配貨幣化。允許商業銀行開展住房按揭貸款服務。這兩大措施刺激了房地產業的復蘇。
   
    宏觀經濟政策分別著力于投資、出口和內需,拉動了經濟復蘇,在哀鴻遍地的1998年,中國經濟率先觸底反彈,甚至逆流而上,一舉取代日本,成為亞洲經濟增長的火車頭。

 

   (二)中國成功應對了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
 

   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,在發生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機影響下,任何一個國家的經濟都不可能“獨善其身”。
 

    2007年下半年美國發生的“房貸危機”,迅速釀成全球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。隨后幾年,又發生了希臘、意大利、西班牙等國的“歐洲財政危機”。隨著經濟全球化,這些輸入型危機對中國經濟造成重大沖擊。外貿出口增速從2007年的25.7%,陡然降至2008年的7.3%,2009年的-18.3%。2007年下半年,僅珠三角地區,停產和外遷的中小企業達2萬余家。至2008年6月底,規模以上的工業企業停產6.7萬戶,下崗工人2000余萬。黨中央、國務院果斷決策,把保持經濟平穩較快增長作為2009年經濟工作的首要任務。
   

    經過近十年的探索和實踐,中國已經形成了較為完善、高效率的宏觀決策機制,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決策高效、組織有力、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。2008年11月5日,國務院常務會議確定了“擴大內需,促進經濟增長的十項措施”,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,推出一攬子經濟刺激計劃。
 

    2008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,胡錦濤總書記提出,2009年可能是21世紀以來我國經濟發展最為困難的一年,也是蘊涵最大機遇的一年,對國際經濟形勢做出基本判斷。他提出了2009年經濟工作總要求,其基本目標是:把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作為首要任務,把擴大內需作為保增長的根本途徑,把加快發展方式轉變和經濟結構轉變作為保增長的主攻方向,把深化重點領域改革、提高對外開放水平作為保增長的強大動力,把保民生作為保經濟增長的出發點和立足點。同時也要穩定外需。
 

    2009年3月,溫家寶總理的《政府工作報告》提出全面實施促進經濟平穩較快發展一攬子計劃。
 

    1.政府兩年投資4萬億元的計劃。帶動2009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22.5萬億元,2010年27—28萬億元,兩年合計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規模達到50萬億元,相當于5.4萬億美元,是當時世界最大規模的“新政投資”。4萬億元一攬子政府投資構成:基礎設施建設占37.5%;汶川大地震災后重建25%;民生工程10%;農村民生工程9.25%;調結構和技術改造9.25%;社會事業3.75%;節能減排、生態工程5.25%。
 

    2.實施結構性減稅5500億元,減少企業稅費負擔,刺激消費。
 

    3.2009年國務院出臺了《十大產業調整振興規劃》,2010年出臺了《加快培育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決定》。

    4.大力推進自主創新,加強科技支撐,增強發展后勁。
 

    5.大幅度提高社會保障水平,擴大城鄉就業,保持社會平穩發展。
 

     一攬子計劃有效地提振了中國經濟,中國經濟率先復蘇,也給全國乃至世界更大的信心。
 

    在實際操作過程中,各級政府對產業發展的行政性干預進一步強化,表現出政府選擇代替市場機制的特征。在產業政策刺激下,投資增長過快,不僅造成鋼鐵、水泥等傳統行業的生產能力嚴重過剩,風電、多晶硅等新興產業在各地也一哄而上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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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三、適應引領新常態,改革創新創未來
   
    2013年習近平總書記指出,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。增長速度從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,產業結構不斷調整升級,質量和效益走向中高端,發展動能從全要素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。黨中央、國務院提出了“創新、協調、綠色、開放、共享”五大發展理念,提出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,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總的指導方針,適應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。

   (一)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是結構性和周期性共同作用的結果
   

    1.國際總需求收縮的局面短期難以改變
   
    當前,國際經濟深度調整,世界經濟復蘇遠不及預期,全球貿易、投資增長低迷,發達國家和新興經濟體走勢分化。2015年是近六年來增速最低的一年:美國經濟增長2.4%,歐元區經濟增速僅為1.5%;日本經濟增長0.5%;新興經濟體的經濟增速整體放緩,除了印度和中國經濟增長表現較好外,韓國、墨西哥經濟增速維持在2.5%左右,俄羅斯和巴西經濟大幅萎縮,負增長3.7%左右。國際經濟態勢低迷,使得中國對外貿易進出口增速,從2010—2012年年均25%以上的高速增長,驟降到2013年的7.6%、2014年的3.4%,2015年的負7%。
   
    2.國內三大領域的總需求也在收縮
   
    首先是城市化的規模發展速度放慢。2000—2013年,中國的城市建成區面積由2.24萬平方公里增長到4.79萬平方公里,這13年的增量超過以前51年的增量總和。城市人口由1.7億人增長到7.3億人。城市化率由17.9%提升到53.7%。城市的數量由193個增長到658個,建制鎮由2173個增長到2萬多個。今后,不可能再有那么快的增長。
   
    第二是汽車進入家庭的速度放緩。2000年轎車銷售量是60萬輛;2014年轎車銷售量是1237萬輛,增長了20.6倍。2012年以后銷量增速開始下降,2015年轎車銷量同比增長3%左右。
   
    第三是房地產泡沫影響經濟增速。一是大量商品房的積壓和房價快速增長并存;二是城市里仍然有大量的低收入者沒房住。近幾年房地產開發投資由年均20%的增速降至2014年的10.5%、2015年的1%。
   
    上述這三個方面的需求在收縮,對鋼材、水泥、建材、煤炭、石化、玻璃、家電、家紡等工業品的需求大幅度下降,使得工業增長速度大幅下降,由2000—2011年年均增長11.3%,下降到2015年的5.9%。工業增長下降了近一半,圍繞工業的生產性服務業也在萎縮,這個局面短時間不會改變。
   
    3.三十年粗放式快速發展,造成環境污染、礦產等資源瓶頸制約更加突出。貧富差距、地區間差距、城鄉差距越來越大。發展不平衡性、不協調性、不可持續性在增長。必然要求去掉過剩產能、去庫存、去杠桿、降成本、補短板,降低污染、降低消耗,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,大力推進產業升級和結構調整,轉變發展方式。

  (二)引領新常態,主線是著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
   
    1.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
   
    著力化解過剩產能和處置僵尸企業。一是加大政策支持力度,制定鋼鐵、煤炭、水泥、玻璃等重點行業分業施策的專項方案,引導過剩產能主動退出。要妥善解決職工安置、生活保障、債權債務解決方案等突出難題。二是積極妥善處置僵尸企業。這是地方政府和僵尸企業本身繞不過去的坎,加強引導和支持,分策解決。
   
    補短板,大力加強科技創新能力,提升產品質量和品牌建設。一是著力增強制造業創新能力,重點打造以“國家制造業創新中心”為核心載體的國家制造業創新體系,提高關鍵共性技術供給的有效性。二是加快提升產品質量和品牌,加快與國際標準并軌。三是夯實工業基礎,從根本上解決工業制造業的“四基”能力薄弱問題。
   
    2.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
   
    一方面,大力提高關鍵共性技術供給的有效性。集中成體系的解決一批智能芯片、高端成套設備制造、核心基礎零部件、關鍵基礎材料的工程化和產業化,夯實我國現代工業、現代化國防的基礎。
    
    另一方面,要縮小我們生產出來的產品與消費者需求之間很大的差距,生產出消費者真正需要的東西。例如,近幾年,中國每年出國旅游的人數超過一億人次,在境外采購高檔化妝品、箱包、服裝、手表、首飾等消費品,每年花費超過一萬億美元。若這些錢留在國內用,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會增加一個百分點。

 

   (三)建立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,從外貿和投資為主導轉向國內消費為主導
 

    消費是經濟增長的原動力,是基礎,是最終動力。美國等發達國家的消費拉動占國內生產總值的70%左右。因此,必須合理調整國民收入初次分配的比例關系。國民收入=稅收+企業利潤+勞動者報酬。發達國家勞動者報酬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一般在60—65%,而我國勞動者報酬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,從1990年的52.4%,連年下降,近十年一直在46—49%,造成我國低收入人群數量比較大。我國城市居民稅后可支配收入是農村居民純收入的3.3倍。城市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也在擴大,20%的富人分享了40%的國民收入,而80%的不富裕人群分享不到60%的國民收入。再加上我國社會保障體系不夠健全,老百姓存錢防老,存錢防病,不敢消費。因此從長遠看,必須改革分配制度,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,并且不斷完善社會保障體系。提高城鄉居民消費的能力,建立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機制。這些年一直存在內需難以擴大、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不足的問題,而又一直沒有提到工作日程上來。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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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改革開放以來,在鄧小平理論指引下,黨中央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偉大旗幟,堅持理論自信、道路自信、制度自信、文化自信,帶領全國人民進行了艱苦卓絕的奮斗。綜合國力大大增強,城鄉面貌大大改善,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,國防實力大大增強。當前全球經濟增長低迷,國內經濟由于結構性和周期性原因,經濟下行壓力較大,創新驅動、調整結構、升級轉型處在關鍵時期。但是,從中長期看,我國經濟發展的前景是光明的。我國有近14億人口,國內市場很大。居民儲蓄率很高,多達二十幾萬億元人民幣。外匯儲備充足,約3.2萬億美元。每年有近700萬大學生畢業,幾百萬職業高中和中專畢業生,人才紅利有較大潛力。特別是黨中央、國務院實施創新驅動戰略,實施全面深化改革,擴大開放。政府職能的轉變、金融體制改革、財稅體制改革、科技教育體制改革、國有企業體制機制的改革、農村和農業體制的改革,正在沿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路子一步一步的深化。同時,我國經貿、投資、文化對外開放的步伐逐步加大。科技創新和產業變革的形勢方興未艾,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日漸突出,民營經濟和國有經濟一樣,更加茁壯地成長。中國經濟發展的新動能潛力巨大。

    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正確領導下,我們一定能夠克服當前的各種困難,保持中國經濟的中高速增長,科技水平、經濟質量和經濟效益邁向中高端。“兩個百年的奮斗目標”一定能夠實現!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一定能夠實現!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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